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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中来 到现实中去：电视剧中的“人间指南”******

　　【文艺观潮】

　　作者：郑雪如（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朱传欣（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

　　《底线》热播，很多网友说，这部剧教会了我很多法律知识，以后遇到类似情况我就知道怎么办了。《谢谢你医生》上线，有专家评价，该作品非常真实地展现了医学的发展情况,对提高全民医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向大众普及医学科学知识，功不可没。总结这些作品获得好评的原因，我们发现，作品不只要以丰满的人物塑造、精彩的情节讲述发挥愉悦心灵、疏导情绪、丰富业余生活的文化功能，更可以通过深入生活的剧情和严肃深刻的思考设置公共议程，在剧情演进和舆论讨论的过程中启发观众学习知识、交流心得、思考人生，进而形成推动个人成长、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

《天才基本法》海报

　　观照职场现实 描绘人生百态

　　作为最具影响力和传播力的大众文艺门类之一，电视剧一直是记录时代变迁、观察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涌现的影视剧作品中就不乏聚焦新兴行业、冷门职业、基层岗位的匠心之作，呈现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年龄层、不同地域的人物的真善美和烟火气，为观众打开了从多重维度了解现实生活、时代发展的窗口。比如《胡同》将镜头对准了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由三代女性居委会主任的成长，串联起长达70年的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伴随着老北京的民间艺术、特色美食、京腔京韵徐徐铺展，一幅“京味儿”十足的民俗风貌图跃然于荧屏之上。小街巷联系着大民生，纵横交错的胡同街巷是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第一线，也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剧中居委会干部与邻里街坊间温馨、热闹的琐碎日常，恰恰生动地展现出时代巨变下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理想之城》以建筑行业中的造价师为切口，塑造了丰满立体、性格各异的人物群像。从管理层到普通职员，每个角色都有血有肉，碰撞出现实质感的职场政治、职场文化、职场关系。还有《装台》《张卫国的夏天》将目光分别投向聚光灯背后的舞台搭建者、京剧团道具师，他们隐于幕后，装点着舞台的光鲜亮丽，也用朴实、坚韧、真诚的托举和担当温暖着社会人心。

　　除了习见的柴米油盐、市井烟火，不少法治、刑侦、医疗题材的剧情内容与现实生活高度互文，成为传播社会正能量和普及教育宣传的重要版块。《冰雨火》《底线》《巡回检察组》《扫黑风暴》《谢谢你医生》《脑海深处》等剧组都多次奔赴一线实地采访，收集了大量真实的人物原型、行业故事、案例卷宗等素材进行剧本创作。特别是相关部门与影视创作联动，为影视作品的选题策划筹备、专业领域指导、实际拍摄制作等方面提供了保障，将缉毒、扫黑、庭审、反诈、抗疫等工作中不为人知的复杂环境、危险处境、急难困境公之于众，让观众深入了解各领域的工作流程、行业特点之后，被人民公仆不负时代、厚植为民的赤诚情怀深深震撼，凝聚起更广泛、更深刻的共鸣共情。区别于以往“轻职业，重情感”的叙事方式，越来越多的行业剧根植于职业内涵、精神价值与核心追求的探寻和挖掘，关注普通劳动者的时代之音、奋斗之歌，让鲜为人知的行业百态走进千家万户，不断拓宽现实主义的叙事维度。

《幸福到万家》海报

　　普及有益知识 激发理性思考

　　现实题材的涉猎领域愈发广泛，但不变的是扎根人民、讴歌人民、服务人民的创作底色。大量现实剧作将职场经验、生活智慧、安全知识、行为规范、社会法理等内容自然融于具体的桥段故事中，在娱乐消遣外给予观众更多知识结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等层面的参考。如医疗剧《关于唐医生的一切》通过大量还原现实病例的剧情、台词，让前沿的医学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剧中28个心脏外科的病例延伸出重病儿遗弃、人道主义豁免手术等医疗行业的热点问题，不断强化公众对医疗行业、医护人员的信任感。甚至有观众受到剧情内容的感召，登记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让生命的爱意和希望接续传递。聚焦互联网信息安全的《你安全吗？》在每集片尾设置了网络安全“小贴士”，不仅能够进一步解读本集出现的专业术语及案例，也向观众传达了相关网络安全知识，提高大众对网络诈骗的防范意识。

　　在专业知识信息的普及之外，不少现实题材剧集直面百姓生活的痛点、难点、堵点，通过备受关注的民生话题撬动情感支点，从多维切面激发观众的理性思考。在律政剧《玫瑰之战》中，一桩桩紧扣时事热点的法律案件成为探究法理人情、普及法律知识的窗口。其中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直播平台主播侵犯名誉权案、保姆遗产纠纷案等引发了广大观众对于媒介伦理、婚姻关系、法制教育等社会热点话题的思考，引发了社会舆论对于积极构建法治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关注。农村剧《幸福到万家》中“王秀玉的大学资格被冒名顶替”“水污染”等诸多故事，均源于编剧下乡采风时对真实案件的还原。在传统人情与现代法治观念的碰撞中，该剧通过影视化表达为现实问题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解决方向。

《大考》海报

　　凝练民族品格 助力精神化育

　　现实题材剧不仅描绘出鲜活生动的市井百态、烟火人间，更于生活表象之外传递出慰藉心灵的人文关怀以及奋斗向上的担当品格。在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大山的女儿》播出后，许多年轻人以及党员干部被黄文秀将青春献给大山的故事所鼓舞。一位应届毕业生观剧后表示，自己以黄文秀师姐为榜样，坚定人生的理想坐标，成为奔赴广西工作的选调生。当创作照进现实，剧中人物的道德选择、价值追求和审美取向凝聚起更深刻的精神力量，润物无声地引领着时代风气和社会风尚。

　　无论是《谢谢你医生》《亲爱的生命》等医疗剧中用医者仁心守护的“病有所医”，还是《小欢喜》《小别离》《小舍得》等家庭教育剧中深耕聚焦的“学有所教”，抑或是《我在他乡挺好的》《二十不惑2》等青春剧中热血打拼的“劳有所得”，《幸福院》《老闺蜜》《八零九零》等老年题材剧中温情呈现的“老有所养”，《安居》《心居》等都市剧中圆梦新家的“住有所居”，这些电视剧都用影像化的喜怒哀乐和聚散离合烛照现实，浸润人心。在各行各业的追光逐梦中，在平凡人物的不凡担当中，在柴米油盐的人间真味中，“荧屏人生”与现实生活相互映照、相互疗愈、相互滋养，进而昭示出时代浪潮下的理想信念与精神气象。

《人世间》海报

　　无论题材空间和价值观念如何革新，电视剧对人类追求幸福生活过程的创作实践始终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当下现实题材作品从时代脉动和生活肌理中窥见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又以诗意化的阐释、艺术化的呈现反哺现实个体的生活意趣、人生姿态，进而用人间烟火抚慰人心，用现实关怀照亮现实，用时代声音回应时代，为观众提供了一本兼具教育性、实用性、思想性的“人间指南”。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4日 15版）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