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彩票官网平台-天下彩票官方网站

疼！为什么身体这个部位被足球运动员视如生命？******

　　世界杯已进入第四天，如火如荼的赛程让人激动不已，不过也有不少人发现，许多球员因伤病告别了本次世界杯，其中脚踝损伤是足球运动员常见的伤病之一，比如韩国球员朴志洙因脚踝韧带撕裂，在最后一场热身赛中告别了世界杯。德国球员罗伊斯脚踝伤病无法及时恢复，前锋维尔纳，作为上届德国队征战世界杯和欧洲杯的主力球员，也因为脚踝韧带撕裂宣告缺席本届世界杯。

　　不只是专业球员，普通人也会经常脚踝损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崴脚。但是因为太常见，很多人不当回事，除非肿痛难忍才去看医生。

　　其实，脚踝损伤需要及时处理，否则会给我们留下后遗症，带来生活的不便。

　　一、我们的脚踝什么时候最容易受伤

　　正常情况下，韧带——一种短而坚韧的带状组织，将我们关节处的骨头固定在一起，所以我们的脚踝才可以自如地活动。

　　当我们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行走或跑步时，下楼梯、起跳后落地，容易失去平衡会发生踝关节扭伤，尤其是在踩到石头或踩空时更容易发生。

　　在上述场景中，我们的踝关节扭曲、拉伸或弯曲过度，固定在我们踝关节的其中一根或多根韧带被撕裂或疼痛性拉伸，严重时，还会出现骨折。

来源：解放军第306医院

　　如果之前曾经发生过踝关节扭伤，腿部肌肉无力或腿部肌肉损伤，穿高跟鞋等，会更容易扭伤踝关节。

　　二、处理方式不当，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如果，不小心扭伤脚踝后，你第一时间会选择怎样处理？

　　转动下脚踝，感觉不太痛，继续运动？

　　在感觉到痛的地方，抹上红花油活血化瘀？

　　拿个热毛巾敷一敷？

　　其实以上都是错误的处理方式。

　　继续运动，可能使损伤部位症状加重。

　　红花油的活血作用，会使血流加快，让肿胀更加严重。

　　在受伤早期，韧带表面分布的细小血管破裂，如果采取热敷的方式，可能会使细小血管进一步扩张，导致出血更加严重，淤青更加明显。

　　有数据统计，踝关节扭伤损伤者中，会有30%-40%的人是在不正当处置下出现慢性踝关节不稳或其他症状。因为不当的处置导致愈合不良，容易出现经常性的踝关节疼痛肿胀，经常崴脚等症状。

　　如果存在以下情形，就需要警惕可能是留下了后遗症，需要到医院去寻求帮助：踝关节扭伤3个月以上仍然存在疼痛、肿胀等不适症状，或者走平路也经常扭脚；走远路感到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时出现“闪”一下或者“打软腿”的情形；下楼梯时需要小心翼翼，很怕扭脚，或者感觉很难控制脚踝；在运动中变向比较困难等。

　　三、脚踝损伤后如何正确处理？

　　我们首先可以先判断一下扭伤的严重程度。

　　脚踝损伤的症状一般包括：踝关节肿胀、疼痛，尝试行走时疼痛加重，一天后可能会出现淤青（韧带表面分布的细小血管破裂所导致）。

　　如果扭伤后感受不到严重的疼痛，也没有出现淤青、肿胀等症状，一般情况不严重，不必去医院，这种情况下，减少活动多休息，对脚踝进行冰敷，这可以通过降温收缩毛细血管，减少出血和渗液，有利于控制病情发展。

　　如果无法判断病情程度，可以采取PRICE原则，同时尽快到医院由专科医生进行判断治疗。

　　P：保护。

　　以适当的工具和姿势（如石膏或支具）进行保护，避免造成二次伤害，保护固定踝关节的时间大概为一到三周。

　　R：休息

　　停止脚踝活动，避免加重伤势。

　　I：冰敷

　　在扭伤后48小时内，通过降低受伤部位温度，可以减轻炎症反应和肌肉痉挛，缓解疼痛抑制肿胀。注意不要将冰块直接敷在扭伤的地方，可以用湿毛巾裹住冰块，以免冻伤。

　　C：压迫

　　用弹性绷带包裹给受伤部位加压，可以阻止继续出血，预防严重的踝关节肿胀。

　　E：抬高患肢

　　将小腿和踝关节抬高至高过心脏的位置，比如躺下在腿下放几个枕头。注意踝关节的高度应超过膝关节，膝关节的高度超过髋关节，髋关节的高度超过身体水平位。这可以促进下肢静脉血管的运行，降低脚踝疼痛肿胀的症状。注意，在没有明显消肿前尽量不要让受伤脚着地，有条件的话尽量保持受伤脚抬高。

　　资料来源：潇湘晨报、科技日报澎湃新闻、生命时报、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广州日报

　　整理：党敏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